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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诗海 | 诗集笺注凡例与清人的文学阐释
诗集笺注凡例与清人的文学阐释文/何诗海《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中山大学中文系何诗海教授
摘要
清代产生了大批学术水平高、影响深远的笺注本诗歌别集。这些别集注本卷首往往缀有凡例，可据以考察清人的文学阐释特点。从编纂体例看，清编诗别集多采用编年方式，践行并发展了“知人论世”的阐释传统；从笺注内容看，考释与品评并重，既追求严谨的实证主义学风，又不乏文学鉴赏的灵动和文学批评的锋芒；从阐释风格看，则有刊落繁芜、追求简明的倾向。
关键词
凡例；编年；笺注；诗歌别集；文学阐释
清人在历代别集的整理上，取得了远远超过前人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水平高、影响深远的诗歌别集笺注本，如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查慎行《苏诗补注》、吴瞻泰《陶诗汇注》、冯集梧《樊川诗集注》、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蒋翊《王子安集注》等。与前代别集相较，这些注本在编纂体例上有一显著特色，即卷首多缀有排比科条的凡例。这些凡例，体现了清人在辑佚、校勘、考证、训诂等方面的严谨学风和卓越成就，对此，学界已多有探讨。此外，从诠释学看，这些注本凡例也是清人表述其文本理解和阐释观念的有效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价值。对于这一点，学界尚缺少关注，本文拟就此略陈己见。
一、作品编年与知人论世
历代别集编纂，主要有分体、分类、编年三种体例。就分体、分类的别集看，各体各类之下，仍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如浦起龙《读杜心解》先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绝句等体，而各体所录作品，则严格系年，所谓“寓编年于分体之中”；靳荣藩注吴伟业诗，也“于分体中自为编年”。因此，可以说，编年是别集最主要、最基本的编次方法。尤其是专录一种文体或文类的别集，如诗集、词集等，因文体类目简单，分体意义不大，编年成为更常用、更普遍的体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人不仅在实践中广泛采用这种体例，且在别集凡例中深度阐发编年体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表现出理论探讨的充分自觉。这在前代的别集编纂中较为罕见。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例略》曰：“叙诗之法，编年为上，别体次之，分类又其次也。”浦起龙《读杜心解发凡》曰：“编杜者，编年为上，古近分体次之，分门为类者乃最劣。盖杜诗非循年贯串，以地系年，以事系地，其解不的也。”吴见思《杜诗论文凡例》曰：“杜诗必应用编年者，玄、肃、代三朝，事实不同，即古、律、绝各体亦连属不断，上下俱有承接，时代不可改移也。编次即有少差，前人未必无据，悉依旧本。”都认为在诗集三种最常见的编纂体例中，以编年最优。尽管吴见思、浦起龙所论乃针对杜诗，却体现了清人较为普遍的别集编纂观念。如邵长蘅就认为，苏轼诗以编年为佳。其《注苏例言》谓“常迹公生平，自嘉祐登朝，历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三十余年。其间新法之废兴，时政之得失，贤奸之屡起屡仆，按其作诗之岁月而考之，往往概见事实，而于出处大节、兄弟朋友过从离合之踪迹为尤详，更千百年犹可想见。故编年宜也”，认为苏轼一生，起伏跌宕，与新法兴废、朝政得失、朝士进退、亲友离合等相始终。要呈现其生平履历及时代风云，非编年莫属。
《王右丞集笺注》书影
那么，清人何以如此推崇诗集编年呢？上引吴、浦二家之论杜及邵氏论苏，已透露个中原因，即孟子倡导的“知人论世”的文本理解和阐释传统。杜诗素有“诗史”之誉，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重大历史事实，故普遍认为最宜编年。唯有准确编年，才能真实呈现历史演变轨迹和诗人心路历程，从而为准确理解杜诗的创作动机、作品主旨、内容及思想感情打下基础，否则，“其解不的也”。又，杨伦《杜诗镜铨凡例》曰：“诗以编年为善，可以考年力之老壮，交游之聚散，世道之兴衰。诸本编次互有不同，是本详加校勘，使编次得则诗意易明。如《重题郑氏东亭》定为乱后作，《有感》五首当编广德二年春之类，皆特为更正。”仇兆鳌《杜诗凡例》曰：“依年编次，方可见其平生履历，与夫人情之聚散，世事之兴衰。今去杜既远，而史传所载未详，致编年互有同异。幸而散见诗中者，或记时，或记地，或记人，彼此参证，历然可凭。间有浑沦难辩者，姑从旧编，约略相附。”以上所引，主旨与邵长蘅论苏集编纂大体相近，即唯有分年编次，方可清晰了解作者生平履历、交游聚散、世运兴衰等。而这些因素，会在作者心中打下深刻烙印，影响其创作心理、作品内容和艺术风貌等。没有编年，或编年有误，就难以了解这些创作背景，从而误解诗意，自然无法准确笺注作品，所谓“以编非其时，而诗失其旨者，动以百数也”。如《重题郑氏东亭》，宋人黄鹤以为“当是天宝三载在东都作”，则作于承平时期。浦起龙《读杜心解》因之，并注曰：“适兴清游之作，故景多情少。”杨伦《杜诗镜铨》以此诗作于安史之乱后，系年于《洗兵马》后、《新安吏》前，其题注曰：“此诗明是乱后无人之景，一片荒凉，且注有‘在新安界’四字，当亦自东都返华时作，诸本失编，今改正。”可见，编年失次，导致对诗意的理解大相径庭，也必然造成笺注、阐释上的郢书燕说或以讹传讹。又，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序》曰：“深思始可笺注，求是则必编年。不得其时而漫为笺注，知其意求其是也难。”从反面强调了准确编年对于解诗的重要性。故清编文集，在作品系年上往往不厌其烦，严谨考证，反复辩难。如仇兆鳌《杜诗凡例》驳斥前人编年之误曰：“若其前后颠错者，如《投简咸华诸子》本属长安，而误入成都。《遣愁》诗、《赠虞司马》本属成都，而误入夔州。如《冬深》、《江汉》、《短歌赠王司直》皆出峡后诗，而误入成都、夔州。如《回棹》、《风疾舟中》本大历五年秋作，而误入四年。今皆更定，庶见次第耳。”在仇氏看来，这种“汰旧注之楦酿丛脞，辩新说之穿凿支离”的努力，并非矜奇炫博，为考证而考证，而是“据孔孟之论诗者以解杜”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文学阐释宗旨，也是行之有效的阐释方法。
尽管清编诗集多以编年为优，但对于一些过于绵密的编年，却不乏微词。查慎行《苏诗补注例略》曰：“苏诗宜编年，固矣。惟是先生升沉中外，时地屡易，篇什繁多，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从游，畴能定之。施元之、顾景繁生南渡时，去先生之世未远，排纂尚有舛错，如《客位假寐》一首，凤翔所作，而入絬杭时，《次韵曹九章》一首，黄州所作，而入守湖州时。姑举二段，以见编年之难。”在查氏看来，苏轼经历复杂，作品繁多，要将所有诗作一一排纂，准确系年，几乎不可能。尤其是一些描写日常生活、抒发偶然情感的诗作，并未留下明显的时间、地点、人事等线索，系年尤其困难。即使是去东坡未远的施、顾等人，编次苏诗尚有差错，何况后世久远，文献日渐散佚？因此，过于细密的系年，往往有牵强附会、弄巧成拙或过度阐释之嫌，所谓“事事征实，不免臆测”。邵长蘅也有类似意见。他一方面主张苏诗宜编年，一方面又指出：“吴兴施氏，生南宋之初，去公之世未远。其诠订先后，颇为精当。卷端数语，廑识大略，不屑屑排缵年月，如黄鹤、鲁訔之编杜，取讥后世。识者谓自有苏注来，最称善本云。”在邵氏看来，施注苏诗之所以称善本，主要在于诠订精当，编年仅次其大略，而无一一排比年月，强作解人之失。这种观点，其实源于钱谦益。钱氏认为，诗文编年，只是“约略言之耳”。黄鹤、鲁訔等编杜，“年经月纬，若亲与子美游从，而籍记其笔札者；其无可援据，则穿凿其诗之片言只字，而曲为之说，其亦近于愚矣”。这种穿凿附会的细密编年，必然造成理解和阐释上的牵强和错误，实是费力不讨好的愚蠢之举。故钱氏注杜，编年仅“识其大略，某卷为天宝未乱作，某卷为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而已，不一一排缵年月，以免厚诬前贤，贻误后学，表现出一种较为理性、通脱的阐释态度。不过，这种态度，又招致王文诰的指责。在他看来，杜甫“诗外少文，传内无事”，细密编年，洵属不易；而苏轼诗作之外，尚有大量文章，且其诗作往往“兼以文法”，“伸缩变化于诗文之间，隐显不常，迹皆实据”，留下的资料、线索远较杜甫丰富，精确编年并非难事。故不能以同一标准来裁量杜、苏编年。钱、邵等人讥刺黄鹤、鲁訔等，以撮举大略自矜，“故其浩如烟海之文，昭然累朝之绩，皆荒忽不知”，实自形粗陋而已。可见，详尽编年，是清代诗集编纂更占主流的风气。
钱谦益画像
除作品编年外，清人编次别集，往往还附有作者的正史本传、行状、碑志、年谱等，其中年谱犹为世所重。尽管这类附录材料，宋编文集已有之，但清代风气最盛，史料最为丰富，成就也最为可观。综观有清一代各种别集笺注本，绝大多数附有作家年谱，如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诗集说》、仇兆鳌《杜诗详注》、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王琦《李太白集注》、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方成皀《韩集笺正》等。这种重视年谱的风气，同样也出自知人论世的阐释学考量，正如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例言所云：“知人论世，厥资年谱。”冯浩《玉溪生诗笺注发凡》曰：“年谱乃笺释之根干，非是无可提薭也。义山官秩未高，事迹不著，史传岂能无讹舛哉？今据诗文证之时事，一生之历涉稍详，史笔之遗漏或补，读者宜细阅之。”作家年谱可补史传之不足，为了解作家生平、时代提供了详尽而珍贵的史料，故被奉为“注释之根干”，不仅是作品编年的基础，更是笺注阐释的根本，所谓“年谱定而诗之前后各得其所矣；诗得其所，文之前后亦莫不按部就班，而本传之同异自见，于是作者之心迹大彰灼于卷帙间”。王鸣盛对冯浩编订义山年谱的成就赞不绝口：“尤奇者，钩稽所到，能使义山一生踪迹历历呈露，显显在目。其眷属离合，朋俦聚散，吊丧问疾，舟嬉巷饮，琐屑情事，皆有可指，若亲与之游从，而籍记其笔札者。深心好古如是，细心考古如是，平心论古如是，读之直恨先生不具千手眼，尽举天下书评阅之然后快也。”所论正着眼于年谱对理解李商隐其人其诗的巨大作用。又，徐元润述其读杜诗的体验曰：“虽然，少陵之集，编体不编年，读其诗而不得其旨，更求其年谱读之，而其诗之与《新》、《旧》两书相出入者，乃条分件系，粲然而无所疑。甚矣，年谱之有功于诗也！”可见，在清人眼中，年谱不仅是史家的考证工作，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阐释功能。甚至可以说，修订作家年谱，本身就是文学阐释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内容。这种观念的盛行，与作品编年一样，都是以知人论世的阐释学传统为内在逻辑依据的。而在凡例中以明确的理论形态揭橥这种观念，则是清编别集的显著特色，清代以前的别集，罕见类似情形。
二、考释与批评并重
古代文集笺注，由于受经学注疏传统和李善注《文选》的影响，注重字词语源、典故出处、名物制度、人物交游、历史事实等的客观征引和考据，轻视对创作意旨、艺术特色等的主观阐发和个性化批评。到了清代，随着汉学蔚为主流，这种重视实证和考据的风气变本加厉，并深刻影响到文集编纂。综观清代各种别集笺注，很少不在文字训诂、典章名物、作者生平、史实考证等方面殚思竭虑，精益求精。钱谦益在《钱注杜诗略例》中，批评历代注杜者错谬百出，芜秽舛陋，主要表现为“伪托古人”“伪造故事”“附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颠倒事实”“错乱地理”等。这些错误，既违背了实事求是、客观严谨的考据精神，又造成理解和阐释的障碍，故遭受严厉抨击。钱氏本人注杜，即以纠错订谬、考辨精审、资料翔实可信著称。又，徐嘉《顾诗笺注凡例》曰：“注中于人物忠奸、郡县山川古迹、礼制、食货、河渠、兵戎、祲祥之类，谨据《钦定明史》及历代史志，不敢附会穿凿，惟管窥蠡测，繁简或未免失宜。”冯浩注李商隐诗，“所引典故，初梓半仍旧本”，以为无须尽改，后来发现“旧本动有疏误，甚且伪造妄增，以成其说，而后起诸书或不之察，转相据引，袭谬承讹，久而转疑古籍之脱落，是诚为害已”，遂于再版中“逐条讨核，不目审而心会者，弗以录也”。赵殿成笺注王维集，于官制、地理等历代屡有变更、“最难考订”之内容， “近则以《新》《旧》二史及《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志》诸帙相参；远则以《史》《汉》三家及《晋书》《隋书》、郦道元《水经注》诸编互考”，“随时剿说者，多索其微瑕；沿古雷同者，务寻其源委”，“庶几一览瞭然，不致见讥鹿马无分，菽麦不辨焉耳”。类似材料，在清编别集凡例中比比皆是，都体现了清人一丝不苟的考证风气。值得注意的是，清人在笺注中征引史料，多强调标出史料来源，如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凡例》曰：“凡引经史，必书某篇某传，诸子百家亦列篇目。至引古人文集，务举其题，以便核检。”蒋清翊《王子安集注凡例》：“是注所引载籍，俱详写某篇或某卷，间有原书已亡者，必标明所据之书，冀别于稗贩。”这种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态度，同样是清人实证主义严谨学风的体现。
钱谦益对《杜工部集》的笺注
对于字词语源、典故出处、作者生平、人物交游的笺注考订，是准确理解和阐释作品的基础，清人在这些方面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如果仅止于此，又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文学作品在表层的字句意义背后，还有更复杂、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这种内涵需要敏锐的心灵体验和艺术感悟力，绝非仅依靠文献学、历史学的缜密考证和语文学的疏通串讲即能把握。清代不少注家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如浦起龙《读杜提纲》曰：“代宗朝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若拈了死句，苦求证佐，再无不错。”杜诗真实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但这种反映，不同于史书记载。史书通常记载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不会关注日常琐事；而诗歌书写更多是在日常喜怒哀乐的书写中透露时代风气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史书记载的必然是已经发生的事，而诗歌所写，除了已然之事，还有未成事实，但可能发生的事，往往多想象、虚构之词，而这正是史笔所不具备的，是诗与史最大的区别所在。因此，一味用史家的实证精神来解诗，必然造成胶柱鼓瑟、磗格难通。有鉴于此，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发凡》中，将文集笺注分为“注”和“解”两类：“注与解体各不同：注者其事辞，解者其神吻也。神吻由事辞而出，事辞以神吻为准。故体宜勿混，而用贵相顾。”所谓“注其事辞”，指对文学作品字词、典故、名物、史事等的诂训，主要使用语言训释和文献考据法；所谓“解其神吻”，则指体悟、阐发超越于字词训释、史实考证之上的文学作品的风神韵致，主要依赖于文艺鉴赏和批评的方法。在浦起龙看来， “注”是“解”的前提和基础，“解”是“注”的归趣和准绳。没有严谨的事辞考释，神吻之解将流于信口开河，游谈无根；没有高妙的神吻之解，文学阐释将流于学究章句，烦琐迂腐，风神荡然。因此，在文学阐释中，既不能将“注”和“解”混为一谈，又要两者交互为用，相辅相成。这种观点，体现了浦起龙力图打破重“注”轻“解”甚至只“注”不“解”的诠释传统，将语词训释、文献考据与文学鉴赏和批评融为一体的文学阐释理念。而其注杜以“心解”名书，则体现了更重文学鉴赏和批评，不斤斤于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证的著述旨趣。《读杜心解发凡》曰：“秦淮海论子美之长，格穷苏、李之高妙，气埒曹、刘之豪逸，趣包陶、阮之冲澹，资兼鲍谢之峻洁，态备徐、庾之藻丽，拟诸孔子集清任和之大成，信乎其为知言矣。愚又谓子美往体诗不作古乐府及拟古篇，最其超轶群子处。譬则骨（古）董器物，肖古便是赝古，惟命世豪杰，卓然独成，乃所以为集大成。”赞同杜诗集大成说，并补充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发凡》又对世人以“铺陈排比”评杜甫排律提出异议：“不知铺陈排比但可概长庆诸公巨篇，若杜排之忽远忽近、虚之实之、逆来顺往、奇正出没种种家法，未许寻行数墨者一猎藩篱也。”又，杜甫《后出塞》五首，各家注本多以为反映一位“良家子”在安史叛乱中的遭遇。浦起龙不取成说，系年于叛乱之前，其解曰：“彼直认‘良家子’为实有是人耳，不知此特赋家所谓东都宾、西都主人，皆托言也。则是‘二十年’者，亦泛言黩武之久也。”强调诗歌的虚构性，反对机械比附史实。这些观点，充满文学鉴赏和批评的灵动意趣，绝非文献学或考据学的路径。稍翻《读杜心解》即可发现，类似批评俯拾皆是，充分体现了浦起龙注杜的鲜明特色。
其实，不仅仅《读杜心解》如此。综观清代各种别集笺注，多有如王文诰注苏轼集时所标榜者：“自有所业，意在扩闻见通精义，不以补苴典实为专务也。”陈本礼《协律钩玄略例》甚至表示：“盖拙注专在发明义理，不欲作训诂考据也。”所谓“通精义”“发明义理”云云，就文学作品而言，自然指品评其思想情感、艺术特色，阐发文学原理和艺术规律等。如钱谦益《钱注杜诗略例》曰：
宋人之宗黄鲁直，元人及近时之宗刘辰翁，皆奉为律令，莫敢异议。余尝为之说曰：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评杜诗者，莫不善于刘辰翁。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戛，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辰翁之评杜也，不识杜之大家数，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者，而点缀其尖新!冷，单词只字，以为得杜骨髓。此所谓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学杜者，生吞活剥，以"詇为家当。此鲁直之隔日疟也，其黠者又反唇于西江矣。近日之评杜者，钩深抉异，以鬼窟为活计，此辰翁之牙后慧也，其横者并集矢于杜陵矣。余之注杜，实深有慨焉，而未能尽发也。其大意则见于此。
严厉批评宋代以来以黄庭坚、刘辰翁为代表的作家学杜、评杜之失，而锋芒所向，则是明代中期以来，以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生吞活剥、"詇补缀盛唐诗尤其是杜诗的弊端。这种弊端，直到明末清初，尚未廓清，钱谦益对此深有感慨，屡屡形于杜诗笺注中。可见《钱注杜诗》具有干预文坛的强烈现实关怀和尖锐的文学批评锋芒，绝非李善注《文选》那种“释事而忘义”文献学传统。又，仇兆鳌《杜诗凡例》曰：“太白狂而肆，少陵狂而简。其在成都，结庐枕江，与田夫野老相狎荡，便有傲睨一切、侮玩不恭之意。初寓长安，得钱沽酒，时招郑虔，后去夔州，举四十亩果园赠与知交，毫无顾恋。此与谪仙之千金散尽者，同一磊落襟怀，宜其诗品迥出寻常。”这是论作家性情、人品及其与诗品的关系。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例言》：“遗山先生诗文大家，杰出金季，为一代后劲。上接杜韩，中揖欧苏，下开虞宋。其精光浩气，有决不可磨灭者。是以历朝传刻不绝。”这是论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陶澍《靖节先生集例言》：“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费纸墨而已。”这是对诗话这种批评方式的批评。总之，清代别集笺注凡例中，几乎包括了一切古代文学批评的论题。至于笺注正文，则文学批评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复杂。因此，清人整理、笺注过的诗文集，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更有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见思、潘眉《杜诗论文》，既以书名明确揭橥“论文”宗旨，又以凡例概论杜诗的精神风貌、艺术特色乃至章法、句法、字法等，更在注解中结合具体作品开展文学鉴赏和批评。全书性质，已近乎评点专著而非诗集笺注，注解只是为鉴赏、批评服务，这在清代别集编纂中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清人笺注的文学批评性质，还可从对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推重上看出来。吴见思《杜诗论文凡例》曰：“千载以后，尚论千载以前，孟夫子所谓以意逆志者也。”杨伦《杜诗镜铨凡例》曰：“孟子说《诗》贵于以意逆志，但通前后数十卷参观，自能见作者立言之意。”冯浩《玉溪生诗笺注发凡》：“说诗最忌穿凿，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论世’之法求之，言外隐衷，大堪领悟，似凿而非凿也。”都把 “以意逆志”作为解诗的基本方法，并在凡例中郑重其事地标示出来。这种方法，强调文学作品的阅读和阐释，不能拘泥于个别词句，不能对某些艺术想象、夸饰作机械理解，而应充分发挥读者（或阐释者）、作品和作者三要素的综合作用，“必须领会全篇的精神实质，加上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探索作者的志趣倾向”。诗歌虽然表现特定的社会历史生活，却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艺术表现，往往思接千载，神游八方，凭虚设换，无中生有，不同于历史著作的实录性再现；作品的丰富意蕴，作者的志趣、情感等，往往蕴藏于文字之外，绝非字词训释、史事考据等实证主义方法所能充分把握和阐发。因此，读者的涵泳、体悟、揣度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揣度之所以可能，在于诗言志，表现作者心声，而“理在人心，古今不异，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只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今人完全可以领会古人作诗之志。浦起龙《读杜心解发凡》生动描述了这种阅读和理解体验：“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吾还杜以诗，吾还杜之诗以心，吾敢谓信心之非师心与，第悬吾解焉，请自今与天下万世之心乎杜者洁齐相见”。强调以心会心，以心印心，以心解心，才能深刻把握杜诗的主旨、性情和风神气骨。这正是“以意逆志”的生动实践，是以心理学为基础，以文艺鉴赏和批评为主旨的注诗范式，与追求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文献学、考据学注解，有着天壤之别。
论清代诗集笺注的文学批评性质，还应关注宋集的大量问世，如杨亿《武夷新集》、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苏舜钦《苏学士集》、梅尧臣《宛陵集》、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苏洵《嘉祐集》、范成大《石湖诗集》、姜夔《白石诗集》以及查慎行《苏诗补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黄爵滋《读山谷诗评》等，纷纷刊行。这种出版盛况，在明代是难以想象的，体现了明清诗学的重大变革，即由宗唐向宗宋转型。而笺注宋集，则成为清人揭橥宋诗艺术特征，张扬宗宋思想的重要途径。邵长蘅《注苏例言》：“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廑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宋人以学问为诗，好用典故，招致以严羽为代表的宗唐派的批评，明代诟病尤烈，李梦阳甚至有“宋无诗”之讥。清人鉴于明人空疏不学之弊，多强调学问的重要性。如钱谦益以灵心、世运、学问为影响诗歌创作成就的三大要素，萧正模认为诗与文一样，都“原本学问，根柢性情”，朱筠、翁方纲等甚至直接以考据为诗，创作了大量“学人诗”。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邵长蘅盛称苏诗学问赅博，用典衍奥，为杜甫后第一人。此评既为宋诗张目，也体现了迥异于明人的诗学观念。又黄爵滋《读山谷诗评》评注黄庭坚五、七言古诗和律诗132首，从声韵、句法、章法、气格、意境等方面，揭橥其诗瘦硬奇崛、博奥生新的艺术风格，并屡以“宋人本色”称之，表现了对黄氏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的激赏。此书促进了道咸诗坛宗黄风气的形成，是晚清宋诗风高涨的产物。凡此表明，清人笺注宋集，是开展文学批评、激荡文学新潮的重要方式。
三、汰繁芜而求简明